图片 1 清末时,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向导一起到乡下传教。(来源:时代周报)

传教士看太平天国:相信上帝妻妾成群的异端疯子

图片 2 晚清,常胜军在英国洋枪队的帮助下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来源:时代周报)

咸丰帝所统治的帝国,既要面对未来的压力,其内部的反抗者也具有新的特色。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其具有新旧交融的特色,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给旧式的反抗者领袖提供了新的口号,而西方世界面对这样一群东方的“教友”,亦带着困惑和好奇,不安地观察着。

图片 3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来源:时代周报)  

尽管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清廷于道光廿六年正月下诏正式弛禁天主教,和天主教同源的新教各教派也同时利益均沾,从而结束了自康熙朝起,长达120年的教禁。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惯性,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即便在进入很早、基础较深厚的华南,甚至开放程度最高的广州,普通中国人信教也会遭到周围同胞的孤立、歧视,士大夫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伦敦布道会记载,他们在上海九年才发展了21个中国信徒)。

  咸丰帝所统治的帝国,既要面对未来的压力,其内部的反抗者也具有新的特色。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其具有新旧交融的特色,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给旧式的反抗者领袖提供了新的口号,而西方世界面对这样一群东方的“教友”,亦带着困惑和好奇,不安地观察着。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各派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笔记、报道中谈及传教之艰难,他们不得不采用诸如免费医疗、甚至给信教者并参加教会工作者提供工资等办法拓展信众,如后来做到美国政府驻华首席代表的伯驾(Peter
Parker),当时就是住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其中一些较有胆识和创意者,则另辟蹊径,借鉴华南盛行的地下社团方式,试图向内地、向社会底层扩展,如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新教荷兰布道会),在1844年开始建立“汉会”,通过这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以中国人向中国人布道的团体,向南中国各内地城乡扩张,汉会自己在香港公布的报告称,1845年该会有会众210人,1849年有1800人,在两广地区1846年起就有13个“会”,其中广东7个(广州、肇庆、潮州、韶州、高州、廉州、雷州),广西6个(桂林、柳州、梧州、浔洲、南宁、太平)。

  陶短房

拜上帝会源自“汉会”?

  尽管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清廷于道光廿六年(1846)正月(1月25日)下诏正式弛禁天主教,和天主教同源的新教各教派也同时利益均沾,从而结束了自康熙朝起,长达120年的教禁。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惯性,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即便在进入很早、基础较深厚的华南,甚至开放程度最高的广州,普通中国人信教也会遭到周围同胞的孤立、歧视,士大夫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伦敦布道会记载,他们在上海九年才发展了21个中国信徒)。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的报道,这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的浓厚兴趣。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iams)主办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基督教色彩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研究,并根据内地信徒的道听途说,作出“造反者可能是‘汉会’信徒”的结论。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各派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笔记、报道中谈及传教之艰难,他们不得不采用诸如免费医疗、甚至给信教者并参加教会工作者提供工资等办法拓展信众,如后来做到美国政府驻华首席代表的伯驾(Peter
Parker),当时就是住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其中一些较有胆识和创意者,则另辟蹊径,借鉴华南盛行的地下社团方式,试图向内地、向社会底层扩展,如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新教荷兰布道会),在1844年开始建立“汉会”,通过这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以中国人向中国人布道的团体,向南中国各内地城乡扩张,汉会自己在香港公布的报告称,1845年该会有会众210人,1849年有1800人,在两广地区1846年起就有13个“会”,其中广东7个(广州、肇庆、潮州、韶州、高州、廉州、雷州),广西6个(桂林、柳州、梧州、浔洲、南宁、太平)。

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汉会”的秘密社团色彩,及其在广西、广东的活跃,但这一结论并不确切:拜上帝会的基督教渊源,是《劝世良言》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前者系中国籍信徒梁发所编,梁发受洗于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后者系伦敦传道会教士,属于新教公理宗,罗孝全则是新教浸信会教士,并和梁发等联合创办过中国本土化教会“广东施蘸圣会”。事实上,别出心裁的拜上帝会如果硬要和基督教“攀亲”,则应牵扯到上述两个历史悠久、偏新教保守派的教会。不过太平军中的确有一些“汉会”信徒,如本属天地会系统、生前最高做到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和后期封为顾王、东方主帅的吴如孝。

  拜上帝会源自“汉会”?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向中国腹地蔓延,饱受中国社会排斥、封闭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的报道,这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的浓厚兴趣。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iams)主办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基督教色彩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研究,并根据内地信徒的道听途说,作出“造反者可能是‘汉会’信徒”的结论。

传教士的“单相思”

  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汉会”的秘密社团色彩,及其在广西、广东的活跃,但这一结论并不确切:拜上帝会的基督教渊源,是《劝世良言》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前者系中国籍信徒梁发所编,梁发受洗于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后者系伦敦传道会教士,属于新教公理宗,罗孝全则是新教浸信会教士,并和梁发等联合创办过中国本土化教会“广东施蘸圣会”。事实上,别出心裁的拜上帝会如果硬要和基督教“攀亲”,则应牵扯到上述两个历史悠久、偏新教保守派的教会。不过太平军中的确有一些“汉会”信徒,如本属天地会系统、生前最高做到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和后期封为顾王、东方主帅的吴如孝。

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较准确的信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1852年10月6日曾致书新教华人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首次证实洪秀全曾在自己教会学习的历史,他在此后发表于前述英文报刊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的一系列文章,指出拜上帝会使用的《圣经》不是郭士立译本,拜上帝会不是“汉会”分支等。但最初这位“洪秀全老师”的身份受到同行质疑(罗孝全脾气古怪,当时和浸信会关系紧张),1854年7月随英国使团访问天京的英政府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甚至在亲耳听到太平天国官员郑重其事寻找“罗孝全罗先生”时,误认为对方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因为太平天国和当时许多清方官员一样,把英国和美国混为一谈,将罗孝全说成英国人。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向中国腹地蔓延,饱受中国社会排斥、封闭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

1853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逃到香港,结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Griffith
John)、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著名汉学家,号墨海老人,儿子是后来在太平天国外交史上名气不小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这些人向熟知太平天国、尤其拜上帝会内情的洪仁玕了解了许多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真实情况,由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整理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Kwang–sio
Insurrection),成为太平天国前期西方了解拜上帝会和太平军的“敲门砖”。

图片 2

正如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言,当传教士们知道那些造反者竟然是基督徒,“兴奋便无法遏制”,因为他们不免要憧憬“造反对推广福音可能的便利之处”。

  传教士的“单相思”

在得知拜上帝会的“新教属性”后,新教各派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英国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将太平天国比作“出现的曙光”,《中国传教志》(Chinese
Evangelization的机关报The Chinese Missionary
Gleaner)预言太平军“将最终成为使徒时代后最伟大事业的先驱”;罗孝全更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将“推动中国清除偶像崇拜,实现对外开放,令基督福音传遍全国”。英国圣公会教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
George
Smith)1854年新年祝辞曾为太平天国运动祈福,更当众称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和领导气魄”,并“成功地让革命成为伟大的信仰运动,而非政治暴乱”。

  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较准确的信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1852年10月6日曾致书新教华人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首次证实洪秀全曾在自己教会学习的历史(1846),他在此后发表于前述英文报刊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的一系列文章,指出拜上帝会使用的《圣经》不是郭士立译本,拜上帝会不是“汉会”分支等。但最初这位“洪秀全老师”的身份受到同行质疑(罗孝全脾气古怪,当时和浸信会关系紧张),1854年7月随英国使团访问天京的英政府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甚至在亲耳听到太平天国官员郑重其事寻找“罗孝全罗先生”时,误认为对方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因为太平天国和当时许多清方官员一样,把英国和美国混为一谈,将罗孝全说成英国人。

这种“单相思”的高潮,是1853年6月13日,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折腾了3次,将一封据称系洪秀全亲笔信的东西,千里迢迢送给了广州的罗孝全。这封信的发出日期是癸好三年二月十六日,也就是1853年3月21日,3月19日,太平天国刚刚攻破南京,几天后的29日,洪秀全才进驻南京城,也就是说,他人还没进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送出这封信,不仅如此,信中称呼罗孝全“尊兄”,自称“愚弟”,实在客气到家。这封信在广州外国传教士中辗转,许多传教士因此受到鼓舞,认为太平天国欢迎、需要他们去“传播福音”。

  1853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逃到香港,结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Griffith
John)、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著名汉学家,号墨海老人,儿子是后来在太平天国外交史上名气不小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这些人向熟知太平天国、尤其拜上帝会内情的洪仁玕了解了许多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真实情况,由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整理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Kwang–sio
Insurrection),成为太平天国前期西方了解拜上帝会和太平军的“敲门砖”。

“兴奋过头的传教士”

  正如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言,当传教士们知道那些造反者竟然是基督徒,“兴奋便无法遏制”,因为他们不免要憧憬“造反对推广福音可能的便利之处”。

然而自1853年4月下旬英国公使文翰(Bonham S.
G.)访问天京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和美国公使马沙利(H.
Marshall)相继抵达,获得了大量太平天国宗教的直接信息,包括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太平天国印书。1854年麦华陀-小包令(Lowin
Bowrin,新任驻华公使老包令John
Bowrin的儿子)使团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在内的问题,太平天国“闭户三日”作答,并反问了50个问题,许多都涉及宗教,在这则历史性问答中,太平天国勾勒了一个有形的上帝—身材高大,长着红胡须,穿着黑龙袍,否定了三位一体,认为上帝是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子格而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还有洪秀全等若干亲生子,上帝和耶稣还有各自的配偶“天妈天嫂”,“圣神风”即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一格,而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萧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特权,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圣旨”,在太平天国享有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

  在得知拜上帝会的“新教属性”后,新教各派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英国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将太平天国比作“出现的曙光”,《中国传教志》(Chinese
Evangelization的机关报The Chinese Missionary
Gleaner)预言太平军“将最终成为使徒时代后最伟大事业的先驱”;罗孝全更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将“推动中国清除偶像崇拜,实现对外开放,令基督福音传遍全国”。英国圣公会教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
George
Smith)1854年新年祝辞曾为太平天国运动祈福,更当众称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和领导气魄”,并“成功地让革命成为伟大的信仰运动,而非政治暴乱”。

1854年6月14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访问太平天国报告》中的一句话,反映了和太平天国亲密接触后官方人士对拜上帝会的看法:“他们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这种“单相思”的高潮,是1853年6月13日,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折腾了3次,将一封据称系洪秀全亲笔信的东西,千里迢迢送给了广州的罗孝全。这封信的发出日期是癸好三年二月十六日,也就是1853年3月21日,3月19日,太平天国刚刚攻破南京,几天后的29日,洪秀全才进驻南京城,也就是说,他人还没进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送出这封信,不仅如此,信中称呼罗孝全“尊兄”,自称“愚弟”,实在客气到家。这封信在广州外国传教士中辗转,许多传教士因此受到鼓舞,认为太平天国欢迎、需要他们去“传播福音”。

这些一手材料、尤其从太平军中带回的、太平天国自己的印书和文件,让兴奋过头的传教士们趋于冷静。他们埋怨洪仁玕为了争取同情和美化洪秀全,刻意隐瞒了他本该早就知道的、拜上帝会的那些“异端思想”,并开始更仔细地探讨拜上帝会。不过总的来说,在1860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对拜上帝会的态度,是中立偏好感的,认为尽管拜上帝会不乏“异端邪说”,但终究更接近基督教,是可以“改造”的,洪仁玕的受洗和信誓旦旦要去天京“修正拜上帝会”,让他们更加坚信,太平天国所欠缺的,只是正确的教义和合格的传教士,这一切将随着他们的到来迎刃而解。

图片 3

1859年,洪仁玕在传教士资助下从香港启程前往天京,并很快传出他成为精忠军师干王、“太平天国首相”的消息,这让新教传教士欣喜不已。他们相信洪仁玕是合格的教徒,不仅可以纠正洪秀全的宗教错误,而且有望为他们打开进入太平天国世界的方便之门。

  “兴奋过头的传教士”

洪仁玕不是一个公正的历史记录者,他在叙述洪秀全和自己事迹时常常任意剪裁、臆造,加以美化,在香港明明是给传教士当学生,在他记述中却成了给洋小孩当先生。他提到理雅各、詹马士两位“夷长”曾帮助他,前者回英国出差,曾叮嘱他不要去天京冒险,后者劝阻不住就给予资助,后来还把洪仁玕家属送到天京。但理雅各和詹马士其实是同一个人,即苏格兰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新教公理宗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其对洪仁玕前往天京,一直持支持态度。

  然而自1853年4月下旬英国公使文翰(Bonham S.
G.)访问天京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和美国公使马沙利(H.
Marshall)相继抵达,获得了大量太平天国宗教的直接信息,包括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太平天国印书。1854年麦华陀-小包令(Lowin
Bowrin,新任驻华公使老包令John
Bowrin的儿子)使团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在内的问题,太平天国“闭户三日”作答,并反问了50个问题,许多都涉及宗教,在这则历史性问答中,太平天国勾勒了一个有形的上帝—身材高大,长着红胡须,穿着黑龙袍,否定了三位一体,认为上帝是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子格而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还有洪秀全等若干亲生子,上帝和耶稣还有各自的配偶“天妈天嫂”,“圣神风”即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一格,而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萧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特权,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圣旨”,在太平天国享有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

这一时期另一个百折不挠,一心前往天京的是罗孝全。由于美国官方的反对,加上经济困难,罗孝全几次都半途而返,但仍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

  1854年6月14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访问太平天国报告》中的一句话,反映了和太平天国亲密接触后官方人士对拜上帝会的看法:“他们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一开始就不抱好感的天主教

  这些一手材料、尤其从太平军中带回的、太平天国自己的印书和文件,让兴奋过头的传教士们趋于冷静。他们埋怨洪仁玕为了争取同情和美化洪秀全,刻意隐瞒了他本该早就知道的、拜上帝会的那些“异端思想”,并开始更仔细地探讨拜上帝会。不过总的来说,在1860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对拜上帝会的态度,是中立偏好感的,认为尽管拜上帝会不乏“异端邪说”,但终究更接近基督教,是可以“改造”的,洪仁玕的受洗和信誓旦旦要去天京“修正拜上帝会”,让他们更加坚信,太平天国所欠缺的,只是正确的教义和合格的传教士,这一切将随着他们的到来迎刃而解。

和新教相反,天主教从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和拜上帝会不抱好感。

  1859年,洪仁玕在传教士资助下从香港启程前往天京,并很快传出他成为精忠军师干王、“太平天国首相”的消息,这让新教传教士欣喜不已。他们相信洪仁玕是合格的教徒,不仅可以纠正洪秀全的宗教错误,而且有望为他们打开进入太平天国世界的方便之门。

最早谈到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
G.
Delaplace),1852年10月6日他致信里昂和巴黎布道会理事,谈及太平军从湖南向湖北、江南进军,并叙述了拜上帝会传闻,此时太平军尚未抵达南京,这位天主教传教士的叙述,比同期新教传教士冷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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